“一周一书”读书活动的学理性因素
——读《阅读力晋级：一周一书启示录》
王进庄
第一次听到方有林教授的“一周一书”读书活动，我觉得这个提法特别好，读上去朗朗上口，好听好记。我甚至还和方教授冒昧提议：“您贵姓方，您的阅读推广活动或者也可名之曰‘读书有方’？”作为“一周一书”活动的亲历者，我不吝于承认自己的菲薄：我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虽然“身在此山中”，但对方教授阅读推广活动背后的思考并未深思。
近日，方教授大作《阅读力晋级：“一周一书”启示录》出版，拜读之后，我意识到了“一周一书”这个概念的不可取代性及其背后深刻的学理性因素，许多实践操作层面背后所依托的思想殿堂在我眼中也逐渐连成一片，呈现出清晰的图景。
阅读至上 开读第一
一说到阅读，便会想到阅读方法、阅读内容的问题。从阅读方法来看，读者希冀有度人金针能解决阅读中普遍存在的诸如阅读速度慢、读后记不住的问题；从阅读内容看，希冀被推荐少量“点睛之书”，阅后即能达事半功倍的阅读效果。
殊不知，好的方法、好的内容固然很重要，但方法、内容不能决定一切，恰如新儒家学派大师徐复观所言，这“只能保证不浪费工力，并不能代替工力”。希望用方法来代替工力的人，实际是自己欺骗自己。
“一周一书”活动勘破笼罩在阅读价值论、方法论之上的种种迷思，提出了“阅笃之上”，倡言“开读第一，行胜于言”，主张“笃行不辍，止于至善”。
读书首先要下工力。不管你读的是什么书，用的什么方法，它们最后就像我们吃下去的各种食物一样，不管是山珍海味，还是南瓜大米，不管细嚼慢咽，还是狼吞虎咽，最后都会变成我们身体所需的营养。
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21年有35.5%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很少或比较少。相对于“知”易（对自己阅读评估满意度偏低并对此有清晰的认识或反思），“行”难是明显的短板。
“一周一书”活动首先是行动派，把“行”顶在了“杠头”上，可谓是补上了薄弱环节，最大限度避免出现短板效应，有利于阅读的良性循环。
一周一书，定量有恒
是不是有一种对阅读工力的计算方法呢？对标目标管理法，方教授提出来每天读50页起步，按照一本书约300页计，做到一周一本书，日积周累、月积岁累，一年大约读50本书的阅读力定量方法。“一周一书”读书活动要求首先在量上下工夫。
另一种定量方法是时间定量法，如每天抽出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来读书，胡适等名宿均从时间定量角度进行过劝读。对于不同阅读水平的人和不同的阅读材料来说，每天50页所花费的时间并不一定，苏轼的“八面受敌”法、美国爱荷华大学罗宾森提出的“SQ3R”法的精读，诸葛亮“观其大略”、陶渊明“不求甚解”、鲁迅“随便翻翻”的泛读，所花费的阅读时长不尽相同。正常人一分钟阅读速度约300-400字，泛读则会达到3000-4000字，检视阅读的量则会更大。
“一周一书”读书活动避开了对阅读时长的直接估算，把依据不同阅读方法而产生的阅读时间的算法交给阅读者。或者说方教授的阅读力测量是结合了自然时间周期和阅读量两者来展开的：即要在一定的自然时间周期内完成一定的阅读任务量，先细分到每一天50页，再是一周一本书，一年50本。其核心就是两个：“定量”、“有恒”，不断对自己进行盘点、督促，直到习惯成自然，把读书变成一件每天都要做的事情，甚至是充满仪式感的事情。
一天50页，一周一本书，一年50本书，这个要求高不高？这个数据是方教授在长达近20年的定量劝读后，对大学生4年阅读量做了一个深加工后提出来的，并且经过多轮实践操作，数据是可靠、可操作的，并不是一个太高的标准。当然，相比较那些阅读高手们一年读300本的阅读量又有所不及，毕竟我们着眼的是普通读者的水平，不能太高。
在宏观整体的层面，据最新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21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76本，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3.30本，综合这两个数据，这与“一周一书”定量阅读测算出的一年阅读量约50本书相比较，后者约是前者的6.2倍，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鸿沟。
在个体阅读修养层面，在笔者看来，以高中毕业的阅读水平，要理解、完成成年后各种阅读任务，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还要持续学习。读书并不容易，当视频化、碎片化不可逆转时，读书是清冷的，甚至是痛苦的，容易让人放弃。读书是简单的，一个“开卷”的动作就可谓之“读”，但是要做好这个简单的动作，一直保持有阅读兴趣，终身读书，却要尽毕生之力。
再举一个有相关性的例子。笔者曾经模拟方教授的方法，尝试用定量管理法在所任教的某个班级推广写作，提倡“日缀百字，走笔成章”，意谓每天写作100字，一个月写1500字，一年写18000字，持之以恒，以臻写作之佳境，才思敏捷，下笔成章。甫一提出，全班有二十几位同学响应，一个月后只有两位同学坚持下来，到两个月后这个活动就“偃旗息鼓”了，不得不说是令人沮丧的。阅读难，写作亦难。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离全民阅读的实现还有一定差距，另一方面也昭示阅读推广者任重道远的责任与担当。
面对这样的阅读现状，为推动阅读，方教授提出了“克期逼读”的阅读理念。首先“逼”着大家“动”起来，“读”起来，后续的阅读推广工作才会变得更容易，才有可能掀起全民阅读的风潮。
“克期逼读”是一个非常有创意性的阅读理念。“逼读”表面看似是对快乐阅读的“反动”，实则二者是在更高层次的殊途同归。
我所理解的逼读，固然是指阅读者的初始阅读状态是被逼的，具有被动性或强迫性，对主体有压迫感，其情绪体验不一定是愉快的，但当阅读者真正进入阅读活动，则能够体验到多重的快乐：一是阅读中的审美的愉悦，把自己从外在的真实时空暂时剥离开去，进入一种“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特殊时空，感受到感性的愉悦、精神的愉悦；二是学思践悟后的觉醒和充实，通过阅读唤醒沉睡的自己，获得不同于旧有认知的新视野，重新发现世界的美丽与新异；三是在他律向自律转化过程中体会到的一种对个人主体性力量的体察和认同感——书海无涯，我心生敬畏，但我以自己的不懈努力，稍许逼近了无涯。最终“逼读”变成“悦读”，这就是方教授所言的“逼上梁山做好汉，逼上书山有出息”的乐趣。
若是笔者也有“克期逼写”的理念，有方教授持续20年锲而不舍的实践精神，估计“日缀百字，走笔成章”写作活动也就不会落入骤然开始，戛然而止的尴尬局面之中了。
“一周一书”读书活动对阅读的内外动因两个维度进行了研究。“克期逼读”的阅读理念，是催促阅读行为产生的外在原因；阅读主体的阅读兴趣和需求意识，则是阅读活动能够维持、发展的内在原因和根源所在。两者都是形成阅读前的“规定动作”，缺一不可。
我注意到，方教授在推广过程中也扬弃过一些早年的做法。譬如早年方教授开过书单，也请其他学者开过书单。1925年1月4日,北京《京报副刊》头版发表启事，征求“青年必读书十部”推荐书目，后78位学者共推荐了746本书。结果有些人所举的十种尽是几何、代数，有些人所举的十种尽是《史记》《汉书》。朱光潜《谈读书》中对此事予以评论：“这种在旁人看起来似近于滑稽，而应征的人却各抱有一番大道理。本来这种征求的本意，求以一个人的标准做一切人的标准，好像我只喜欢吃面，你就不能吃米，完全是一种错误见解。”
确实，每人的兴趣、学识、职业等都不同，一份书单很难真切关注到不同个体的阅读兴趣，很难回应无数单独个体的关切。有可能一份书单最终只是变成了微信收藏中的“收藏品”。方教授大作中把阅读动机的激发，也就是阅读内驱力、内因从理论上概括为“从喜欢的书读起”，即“以我为主”地开展读书，把阅读内容的主动权、选择权让读者掌握在自己手里。“从喜欢的书读起”，不仅意味着有所读，还意味着有所不读。英国作家毛姆认为不论一本书是好是坏，如果你对它没有足够的兴趣，那这本书对你而言就是毫无价值的。这恰如我们不会去学习烹饪一种自己不会吃的食物，不会去和自己厌恶的人真诚的交往。
笔者记得曾经有一位有志于创业的学生，当他看到我的办公桌上有一本大学生创业成功的案例集时，他的眼睛放出欣喜和攫取的光。我把这本集子送给了他，他再三表示感谢。我也为这本集子找到了它最好的“主人”而高兴，因为它与我的兴趣无关，在我这里无异于牛嚼牡丹，我只会用“幽闭”的态度对待它。当读书在今天变成一种越来越稀缺的爱好，就要尽量呵护阅读兴趣这份“春起之苗”，护它“日有所长”，培育出繁茂丰盈的枝丫来。
兴趣入手，主题统领
“阅读兴趣”和“主题阅读”是“一周一书”读书活动进入阅读过程后两个重要的关键词。阅读兴趣是发散的，主题阅读则是会聚的；阅读兴趣可培养，亦可减退，通过主题阅读真正学有所得了，会进一步强化阅读兴趣；阅读兴趣是基础和前提，主题阅读是目的和归宿。两者犹如阅读者的两翼，助力其振翅高飞。
读书全凭兴趣，好处是兴之所至，信马由缰，视野大开。它的坏处是过于注重广度而忽视阅读深度，不注重整体主线，缺乏系统性。歌德说：“巨匠在限制中才能表现自己，而规律可以给我们自由。”按照兴趣的自由阅读也一样，它有一定的规定，通过规定能使我们在规定中获得自由。
所以，要提倡兴趣，但是不能够太简单化，唯兴趣至上，平庸的、没让自己触动的知识总有一天总会被遗忘，读书还是要有所延展，继续对知识进行深加工，深入探寻，不断精进。
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的后一句便是“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会意”就是一种更高的境界，“务于精熟”，深度思考。而朱光潜更是直接指出，“读书不仅是追求兴趣，尤其是一种训练，一种准备”，“读书泛滥而无所归宿，缺乏专门研究所必须的‘经院式’的系统训练”，就会产生某种畸形的发展。他指出，必须有一个中心去维持兴趣，或是科目，或是问题。
方教授提出的“主题阅读”应该属于此列中的“问题”，即以问题意识为核心，集中于某一主题，阅读有关这个问题的重要书籍，其余书籍，进行吉光片羽式的阅读，抓其精髓，不相关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略去。
“主题阅读”是不仅是方教授“一周一书”活动的读书方法，也是“一周一书”活动的最终旨归。读书方法好理解。最终旨归怎么理解？“一周一书”活动从量变（每天50页，一周一书）开始，但不止于量变，最终归结于质变（阅读者的成长成才）；从阅读开始，但不止于阅读，而通过阅读诉诸每一个阅读者知识系统的架构和学习能力的培养。一句话，阅读力涵泳学习力、阅读力决定学习力。这才是“一周一书”活动真正的“放大招”，真正的“核心技术”。
就笔者的理解而言，主题阅读是一个多层次的动态流程，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不断对阅读的内容进行深层次的记忆和理解。有的书读起来太轻松，未必是好事，可能它罗列的是你早就已经熟知的知识或者相信的观念，你此刻做的仅是低水平的重复。有的书初读不太理解，只能懂其一二，继而能略知大概，最后能慢慢读懂，深谙其味。这就是主题阅读。
第二，吸纳和某个主题、问题相关的知识，从阅读到系统阅读、主动阅读，认识不断深化，实现知识由浅入深和由外向内的转化，成为某个“问题”的半个专家（不能说专家，专家应该还需要更深层次的、独创性的研究）。
第三，以主题为中心，不断建构、刷新自己的知识系统。个人的知识系统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根基和框架，新知识会在这个系统中自动归类，找到位置，而新概念、新信息也会不断冲击已有的知识系统，继而出现知识重组，形成新的系统，最终各种知识、观念融会贯通，使阅读者知识储备、学习能力得到提升。如果止步于阅读兴趣，不经历主题阅读的磨砺，不懂得知识的再现、复盘、推演、创造，没有形成立体的知识系统，那大脑中堆砌的就是大量杂乱无序的泡沫信息和末梢资讯。那真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
可见，“一周一书”活动是把阅读视为一个养成性成长成才的载体和平台，培养阅读者的读书习惯，帮助阅读者建立健全知识结构，提升其自主管理能力和学习能力——这些都是终身受用的核心能力。方教授曾经形象地称主题阅读为“阅读中的珠穆朗玛峰”，大概意味就在这里。
再回应一下小文开头改名的提议，“一周一书”是不是不能改名字呢？“一周一书”读书活动是一个很小的口径，它背后构筑的是通往阅读理念、阅读动机、阅读目的、阅读方法等的一座理论大厦，也是方教授多年来对大学教育、全民阅读等问题创造性的思考和实践。
作为一位语文教师，我经常会被问到以下问题。拜读方教授大作后，我想我有了更好的答案。
问曰：“我们该读什么书？”答曰：“阅笃至上，开读第一。”
问曰：“我们要读多少书？”答曰：“一周一书，定量有恒。”
问曰：“我们要怎样读书？”答曰：“兴趣入手，主题统领。”
（原载《上海教育》2023年1A，作者系上海商学院副教授、中文教研室主任）“一周一书”读书活动的学理性因素
——读《阅读力晋级：一周一书启示录》
王进庄
第一次听到方有林教授的“一周一书”读书活动，我觉得这个提法特别好，读上去朗朗上口，好听好记。我甚至还和方教授冒昧提议：“您贵姓方，您的阅读推广活动或者也可名之曰‘读书有方’？”作为“一周一书”活动的亲历者，我不吝于承认自己的菲薄：我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虽然“身在此山中”，但对方教授阅读推广活动背后的思考并未深思。
近日，方教授大作《阅读力晋级：“一周一书”启示录》出版，拜读之后，我意识到了“一周一书”这个概念的不可取代性及其背后深刻的学理性因素，许多实践操作层面背后所依托的思想殿堂在我眼中也逐渐连成一片，呈现出清晰的图景。
阅读至上 开读第一
一说到阅读，便会想到阅读方法、阅读内容的问题。从阅读方法来看，读者希冀有度人金针能解决阅读中普遍存在的诸如阅读速度慢、读后记不住的问题；从阅读内容看，希冀被推荐少量“点睛之书”，阅后即能达事半功倍的阅读效果。
殊不知，好的方法、好的内容固然很重要，但方法、内容不能决定一切，恰如新儒家学派大师徐复观所言，这“只能保证不浪费工力，并不能代替工力”。希望用方法来代替工力的人，实际是自己欺骗自己。
“一周一书”活动勘破笼罩在阅读价值论、方法论之上的种种迷思，提出了“阅笃之上”，倡言“开读第一，行胜于言”，主张“笃行不辍，止于至善”。
读书首先要下工力。不管你读的是什么书，用的什么方法，它们最后就像我们吃下去的各种食物一样，不管是山珍海味，还是南瓜大米，不管细嚼慢咽，还是狼吞虎咽，最后都会变成我们身体所需的营养。
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21年有35.5%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很少或比较少。相对于“知”易（对自己阅读评估满意度偏低并对此有清晰的认识或反思），“行”难是明显的短板。
“一周一书”活动首先是行动派，把“行”顶在了“杠头”上，可谓是补上了薄弱环节，最大限度避免出现短板效应，有利于阅读的良性循环。
一周一书，定量有恒
是不是有一种对阅读工力的计算方法呢？对标目标管理法，方教授提出来每天读50页起步，按照一本书约300页计，做到一周一本书，日积周累、月积岁累，一年大约读50本书的阅读力定量方法。“一周一书”读书活动要求首先在量上下工夫。
另一种定量方法是时间定量法，如每天抽出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来读书，胡适等名宿均从时间定量角度进行过劝读。对于不同阅读水平的人和不同的阅读材料来说，每天50页所花费的时间并不一定，苏轼的“八面受敌”法、美国爱荷华大学罗宾森提出的“SQ3R”法的精读，诸葛亮“观其大略”、陶渊明“不求甚解”、鲁迅“随便翻翻”的泛读，所花费的阅读时长不尽相同。正常人一分钟阅读速度约300-400字，泛读则会达到3000-4000字，检视阅读的量则会更大。
“一周一书”读书活动避开了对阅读时长的直接估算，把依据不同阅读方法而产生的阅读时间的算法交给阅读者。或者说方教授的阅读力测量是结合了自然时间周期和阅读量两者来展开的：即要在一定的自然时间周期内完成一定的阅读任务量，先细分到每一天50页，再是一周一本书，一年50本。其核心就是两个：“定量”、“有恒”，不断对自己进行盘点、督促，直到习惯成自然，把读书变成一件每天都要做的事情，甚至是充满仪式感的事情。
一天50页，一周一本书，一年50本书，这个要求高不高？这个数据是方教授在长达近20年的定量劝读后，对大学生4年阅读量做了一个深加工后提出来的，并且经过多轮实践操作，数据是可靠、可操作的，并不是一个太高的标准。当然，相比较那些阅读高手们一年读300本的阅读量又有所不及，毕竟我们着眼的是普通读者的水平，不能太高。
在宏观整体的层面，据最新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21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76本，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3.30本，综合这两个数据，这与“一周一书”定量阅读测算出的一年阅读量约50本书相比较，后者约是前者的6.2倍，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鸿沟。
在个体阅读修养层面，在笔者看来，以高中毕业的阅读水平，要理解、完成成年后各种阅读任务，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还要持续学习。读书并不容易，当视频化、碎片化不可逆转时，读书是清冷的，甚至是痛苦的，容易让人放弃。读书是简单的，一个“开卷”的动作就可谓之“读”，但是要做好这个简单的动作，一直保持有阅读兴趣，终身读书，却要尽毕生之力。
再举一个有相关性的例子。笔者曾经模拟方教授的方法，尝试用定量管理法在所任教的某个班级推广写作，提倡“日缀百字，走笔成章”，意谓每天写作100字，一个月写1500字，一年写18000字，持之以恒，以臻写作之佳境，才思敏捷，下笔成章。甫一提出，全班有二十几位同学响应，一个月后只有两位同学坚持下来，到两个月后这个活动就“偃旗息鼓”了，不得不说是令人沮丧的。阅读难，写作亦难。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离全民阅读的实现还有一定差距，另一方面也昭示阅读推广者任重道远的责任与担当。
面对这样的阅读现状，为推动阅读，方教授提出了“克期逼读”的阅读理念。首先“逼”着大家“动”起来，“读”起来，后续的阅读推广工作才会变得更容易，才有可能掀起全民阅读的风潮。
“克期逼读”是一个非常有创意性的阅读理念。“逼读”表面看似是对快乐阅读的“反动”，实则二者是在更高层次的殊途同归。
我所理解的逼读，固然是指阅读者的初始阅读状态是被逼的，具有被动性或强迫性，对主体有压迫感，其情绪体验不一定是愉快的，但当阅读者真正进入阅读活动，则能够体验到多重的快乐：一是阅读中的审美的愉悦，把自己从外在的真实时空暂时剥离开去，进入一种“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特殊时空，感受到感性的愉悦、精神的愉悦；二是学思践悟后的觉醒和充实，通过阅读唤醒沉睡的自己，获得不同于旧有认知的新视野，重新发现世界的美丽与新异；三是在他律向自律转化过程中体会到的一种对个人主体性力量的体察和认同感——书海无涯，我心生敬畏，但我以自己的不懈努力，稍许逼近了无涯。最终“逼读”变成“悦读”，这就是方教授所言的“逼上梁山做好汉，逼上书山有出息”的乐趣。
若是笔者也有“克期逼写”的理念，有方教授持续20年锲而不舍的实践精神，估计“日缀百字，走笔成章”写作活动也就不会落入骤然开始，戛然而止的尴尬局面之中了。
“一周一书”读书活动对阅读的内外动因两个维度进行了研究。“克期逼读”的阅读理念，是催促阅读行为产生的外在原因；阅读主体的阅读兴趣和需求意识，则是阅读活动能够维持、发展的内在原因和根源所在。两者都是形成阅读前的“规定动作”，缺一不可。
我注意到，方教授在推广过程中也扬弃过一些早年的做法。譬如早年方教授开过书单，也请其他学者开过书单。1925年1月4日,北京《京报副刊》头版发表启事，征求“青年必读书十部”推荐书目，后78位学者共推荐了746本书。结果有些人所举的十种尽是几何、代数，有些人所举的十种尽是《史记》《汉书》。朱光潜《谈读书》中对此事予以评论：“这种在旁人看起来似近于滑稽，而应征的人却各抱有一番大道理。本来这种征求的本意，求以一个人的标准做一切人的标准，好像我只喜欢吃面，你就不能吃米，完全是一种错误见解。”
确实，每人的兴趣、学识、职业等都不同，一份书单很难真切关注到不同个体的阅读兴趣，很难回应无数单独个体的关切。有可能一份书单最终只是变成了微信收藏中的“收藏品”。方教授大作中把阅读动机的激发，也就是阅读内驱力、内因从理论上概括为“从喜欢的书读起”，即“以我为主”地开展读书，把阅读内容的主动权、选择权让读者掌握在自己手里。“从喜欢的书读起”，不仅意味着有所读，还意味着有所不读。英国作家毛姆认为不论一本书是好是坏，如果你对它没有足够的兴趣，那这本书对你而言就是毫无价值的。这恰如我们不会去学习烹饪一种自己不会吃的食物，不会去和自己厌恶的人真诚的交往。
笔者记得曾经有一位有志于创业的学生，当他看到我的办公桌上有一本大学生创业成功的案例集时，他的眼睛放出欣喜和攫取的光。我把这本集子送给了他，他再三表示感谢。我也为这本集子找到了它最好的“主人”而高兴，因为它与我的兴趣无关，在我这里无异于牛嚼牡丹，我只会用“幽闭”的态度对待它。当读书在今天变成一种越来越稀缺的爱好，就要尽量呵护阅读兴趣这份“春起之苗”，护它“日有所长”，培育出繁茂丰盈的枝丫来。
兴趣入手，主题统领
“阅读兴趣”和“主题阅读”是“一周一书”读书活动进入阅读过程后两个重要的关键词。阅读兴趣是发散的，主题阅读则是会聚的；阅读兴趣可培养，亦可减退，通过主题阅读真正学有所得了，会进一步强化阅读兴趣；阅读兴趣是基础和前提，主题阅读是目的和归宿。两者犹如阅读者的两翼，助力其振翅高飞。
读书全凭兴趣，好处是兴之所至，信马由缰，视野大开。它的坏处是过于注重广度而忽视阅读深度，不注重整体主线，缺乏系统性。歌德说：“巨匠在限制中才能表现自己，而规律可以给我们自由。”按照兴趣的自由阅读也一样，它有一定的规定，通过规定能使我们在规定中获得自由。
所以，要提倡兴趣，但是不能够太简单化，唯兴趣至上，平庸的、没让自己触动的知识总有一天总会被遗忘，读书还是要有所延展，继续对知识进行深加工，深入探寻，不断精进。
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的后一句便是“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会意”就是一种更高的境界，“务于精熟”，深度思考。而朱光潜更是直接指出，“读书不仅是追求兴趣，尤其是一种训练，一种准备”，“读书泛滥而无所归宿，缺乏专门研究所必须的‘经院式’的系统训练”，就会产生某种畸形的发展。他指出，必须有一个中心去维持兴趣，或是科目，或是问题。
方教授提出的“主题阅读”应该属于此列中的“问题”，即以问题意识为核心，集中于某一主题，阅读有关这个问题的重要书籍，其余书籍，进行吉光片羽式的阅读，抓其精髓，不相关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略去。
“主题阅读”是不仅是方教授“一周一书”活动的读书方法，也是“一周一书”活动的最终旨归。读书方法好理解。最终旨归怎么理解？“一周一书”活动从量变（每天50页，一周一书）开始，但不止于量变，最终归结于质变（阅读者的成长成才）；从阅读开始，但不止于阅读，而通过阅读诉诸每一个阅读者知识系统的架构和学习能力的培养。一句话，阅读力涵泳学习力、阅读力决定学习力。这才是“一周一书”活动真正的“放大招”，真正的“核心技术”。
就笔者的理解而言，主题阅读是一个多层次的动态流程，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不断对阅读的内容进行深层次的记忆和理解。有的书读起来太轻松，未必是好事，可能它罗列的是你早就已经熟知的知识或者相信的观念，你此刻做的仅是低水平的重复。有的书初读不太理解，只能懂其一二，继而能略知大概，最后能慢慢读懂，深谙其味。这就是主题阅读。
第二，吸纳和某个主题、问题相关的知识，从阅读到系统阅读、主动阅读，认识不断深化，实现知识由浅入深和由外向内的转化，成为某个“问题”的半个专家（不能说专家，专家应该还需要更深层次的、独创性的研究）。
第三，以主题为中心，不断建构、刷新自己的知识系统。个人的知识系统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根基和框架，新知识会在这个系统中自动归类，找到位置，而新概念、新信息也会不断冲击已有的知识系统，继而出现知识重组，形成新的系统，最终各种知识、观念融会贯通，使阅读者知识储备、学习能力得到提升。如果止步于阅读兴趣，不经历主题阅读的磨砺，不懂得知识的再现、复盘、推演、创造，没有形成立体的知识系统，那大脑中堆砌的就是大量杂乱无序的泡沫信息和末梢资讯。那真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
可见，“一周一书”活动是把阅读视为一个养成性成长成才的载体和平台，培养阅读者的读书习惯，帮助阅读者建立健全知识结构，提升其自主管理能力和学习能力——这些都是终身受用的核心能力。方教授曾经形象地称主题阅读为“阅读中的珠穆朗玛峰”，大概意味就在这里。
再回应一下小文开头改名的提议，“一周一书”是不是不能改名字呢？“一周一书”读书活动是一个很小的口径，它背后构筑的是通往阅读理念、阅读动机、阅读目的、阅读方法等的一座理论大厦，也是方教授多年来对大学教育、全民阅读等问题创造性的思考和实践。
作为一位语文教师，我经常会被问到以下问题。拜读方教授大作后，我想我有了更好的答案。
问曰：“我们该读什么书？”答曰：“阅笃至上，开读第一。”
问曰：“我们要读多少书？”答曰：“一周一书，定量有恒。”
问曰：“我们要怎样读书？”答曰：“兴趣入手，主题统领。”
（原载《上海教育》2023年1A，作者系上海商学院副教授、中文教研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