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期读”极简中国史

 

方有林

 

[摘要]本文用编年史体例，简略梳理自宋以降“严格限定时间”阅读的若干实践，例证高效率读书法之“克期读”，同时考证“克期读”名词及其出现。并简析“一周一书”之“克期读”案例，佐证校园阅读、全民阅读推广的镜鉴价值。

[关键词] 中国阅读史  阅读教学  克期读

 

“克期读”，指在约定或限定期限内自律完成一定强度的阅读量，是一种不为人熟知的、高效率的读书方法。

“克”，《辞海·语词分册》（2003版）载有多个义项，其中一项是“严格限定。常指时日言。参见‘克日’、‘克期’。”“克期”，就是“约定或限定日期”。如：克期送达；克期完成。“克”通“刻”，“克期”亦作“刻期”。

“克期读”，虽然作为一个名词迟至20世纪20年代才出现，但有关的实践或倡导却早见于我国古代典籍，如北宋赵光义的“开卷有益”，南宋朱熹“著紧用力”，元代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等。至于实践案例自宋代以降更是绵延不断，如宋代陆游，明代顾炎武，清朝袁枚、曾国藩，近代王云五、李一氓等,总体趋势呈现出从精英人士逐步下沉至平民,其范围也越来越广。

现在无论是语文还是外语考试的阅读题，都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克期读”早已是我们生活中的常客了。其实不然，“克期读”有自律和他律之别，本文所指为自觉自律的克期读，不同于依赖他律的无奈克期读。前者是阅读者主动所为，后者是阅读者被动之举，两者不可以道里计。

 

一、“克期读”实践载于北宋典籍

“克期读”实践早见于我国北宋的文献典籍。

《宋史·贾黄中传》记载：“黄中幼聪悟，方五岁，玭每旦令正立，展书卷比之，谓之等身书，课其诵读。”所述为北宋有神童之称的贾黄中（公元940-996），其父贾玭要求很严，规定他每天要读一定数量的书籍，办法是将要读的文章篇幅展开，用它来量贾黄中的身高，身高多少就得读完多长的文章。这是成语“著作等身”的史实。

宋代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文儒》记载：“太宗日阅《御览》三卷，因事有阙，睱日追补之。尝曰：‘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此为成语“开卷有益”的源起。所述为，宋初宋太宗赵光义（公元939－997）命人编写《太平总类》，收集摘录了一千六百多种古籍的重要内容，全书共一千卷。宋太宗规定自己每天至少要看三卷，一年内全部看完，后来该书也因此更名为《太平御览》。

 

二、“克期读”实践的南宋往事

“克期读”实践不仅流行于南宋士大夫中，且已开始向民间传导。

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公元1125－1210）是“克期读”的拥趸，即使已届垂暮，也“克期读”不已：“归志宁无五亩园，读书本意在元元。灯前目力虽非昔，犹课蝇头二万言。” 陆氏在《读书》诗中记述自己钟情于“克期读”：虽然眼神已不比从前，却还是规定自己每天读完两万的蝇头小字。

《朱子读书法》述读书有六法：“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其中朱熹（公元1130－1200）在阐述“著紧用力”时曾说：

   宽着期限，紧着课程。为学要刚毅果决，悠悠不济事。且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是什么精神，什么筋骨？今之学者，全不曾发奋，直要抖擞精神，莫要昏钝，如救火治病然，岂可悠悠岁月。为学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缓。

“宽着期限，紧着课程”（计划往前赶的安排，提前学完全部功课），对于“（学习）期限”的限定更为严苛，不仅要求“严格限定”，而且要努力争取在期限之前完工的目标，可谓是“克期读”的极致。

朱子的“克期读”，不仅朱子的门人与私淑之徒自己积极践行，而且还“荟萃朱子平日之训而节其要，定为读书六法”，这种将朱子之学借助读书六法传播和普及于民间的做法更见成效。

 

三、“克期读”实践倡行于元代私塾

元代程端礼（公元1271—1345）根据朱熹“读书明理”的教育思想而编撰了《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简称《读书分年日程》，其目的在于纠正当时读书人“失序无本，欲速不达”的种种弊端。全书分为三卷，约6万余字。第一卷，依朱熹读书法，规定读“经”的程序。第二卷，看“史”、读“经”和作文的程序。末附五种表格，注明每日功课纲要。第三卷，辑录《正始之音》，以明辨音义之法；最后阐明朱子读书法六条：循序渐进 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

该书《提要》说：“考元史本传云，所著有读书工程，国子监以颁示郡县。”说明这本书是当时郡县各地私塾所规定的必读书，可知其流传之广、影响之深。

平心而论，《读书分年日程》全书整体就是一部有关“克期读”的著作。文中与“克期读”直接相关的具体规定更是俯拾皆是，如第一卷规定的“克期读”的“序”：约用三四年时间，读完或抄读部分四书、五经、或问、集传诸书。就各年龄段读“经”顺序而言，如8岁未入学之前——读《性理字训》，日读三五段；又如8岁入学之后——日读《小学》正文，并规定读经与习字、演文（类作文）时间，试读、倍读次数，日读、夜读时数，以及单日、双日作业等。

 

四、“克期读”实践的明朝记事

顾炎武（公元1613—1682）是明末“克期读”的代表性人物。他不仅强调：“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而且其日常为学之克期情状也时时处处跃然纸上。

顾氏将《论语》中“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二者结合起来，并赋予了时代的新内容，成了他的为学宗旨与处世之道。他不仅强调读书，而且提倡走出书斋、到社会中去考察。他说：“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他提倡读书与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就是当今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顾炎武在旅途中是这样“克期读”的。四十五岁时，顾氏离开家乡北上，江南很多朋友作《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帮助他一路寻找心仪的善本。找到一册好书，他就通宵达旦地读。能收藏的就收藏，不能收藏的就抄写。顾氏通过“克期读”，将“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有机结合，所读更多，收获更丰，体察更深。

顾氏积其三十年所学的皇皇巨著《日知录》，书名“日知”二字，出于《论语》：“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我们可以想见顾氏孜孜矻矻“克期读”的身影。

 

五、“克期读”实践的清代案例

清代的袁枚，以及曾国藩家族无疑是“克期读”的杰出代表。

袁枚（公元1716－1798）在《黄生借书说》中记录了自己青年时期的“克期读”经历：“非夫人之物而强假焉，必虑人逼取，而惴惴焉摩玩之不已，曰：‘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见之矣。’”袁氏的“克期读”，乃是因为“必虑人逼取，而惴惴焉”。尤其是今天它存放着，明天它就要离开，我不能再看到它了。宕期读不允许啊！

曾国藩（公元1811 -1872）在家训中有严格的“克期读”要求，比如“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同时，曾氏还要求孩子将平时所写的字、所作的诗文等与问安的家书一同寄来，便于他检查和监督，他也仔细批阅、注重表扬、激发自信。比如曾纪泽寄来了草书的习作，不但曾国藩自己有表扬，还将之出示给门生师友传看，于是就有了写作回信中的“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动合自然”等评语。再如曾纪泽完成了《说文分韵解字凡例》一文，他自己先表示“喜尔今年甚有长进”，再请大学者莫友芝“指示错处”。曾氏就是这样通过“克期读” 督导和激励孩子不断上进。

曾国藩还在指导儿子读书、写字、作文之时，常对标“克期读”来检讨自己，现身说法。他细数自己《史记》《韩文》《韩诗》《杜诗》《古文辞类纂》等书的圈批“首尾完毕”，还说“近年在军中阅书，稍觉有恒”，尤其检讨自己读某些书的“有始无终”且深以为憾，既减轻了父子疏离感，更增强了孩子们的“榜样”获得感。还有与曾纪鸿说到写字不可“求效太捷也”，就说起自己学习《麓山寺碑》“历八年之久，临摹已过千纸”；曾纪鸿的作文不佳，他便回顾自己“二十三四聪明始小开”，直到“三十一二岁聪明始大开”的历程，也许小儿子像自己而“聪明晚开”，以作鼓励。

 

六、“克期读”名词见于1920年代

“克期读”这一名词概念，集中出现于上世纪前期的学人著述中。

1919年现代作家章衣萍（公元1902-1947）在《我的读书的经验》一文中总结自己的读书要领、诀窍和方法，记述了胡适（公元1891-1962）教他“克期读”的谈话：“我17岁到南京读书，在南京读了一年书后，胡适之先生到南京讲学，我去看他。我问他读书应该怎样读法，他说“应该克期”。克期是一本书，拿到手里定若干期限读完，就该准期读完。”

现代著名画家、散文家丰子恺（公元1898-1975年）在《我的苦学经验》一文中也用了“克期读”这个名词，并且记述了自己1921年前后用“克期读”方法学习外语的具体实践：“我的学习会话，也用笨法子，其法就是‘熟读’。我选定了一册良好而完全的会话书，每日熟读一课，克期读完。”

 

七、“克期读”实践的近现代史实

近现代的“克期读”实践者，所见更为频繁。

朱光潜写于1920年代后期的《谈读书》一文，曾对青年人倡导过“克期读”：“如果你每天能抽出半点钟，你每天至少可以读三四页，每月可以读一百页，到了一年也就可以读四五本书了。何况你在假期中每天断不会只能读三四页呢！”

自学成才的著名出版家王云五（公元1888-1979）身上承载着“克期读”的传奇。

年轻的王云五是这样“克期读”的：18岁由上海同文馆学生拔任教生，他看到自己的英国教师布茂林藏有六七百册英文书籍，犹如乡下人进城一般惊喜，便经常向布茂林借书看，为了不影响布氏自己用书，于是他将借的书赶紧读完并及时归还。19岁开始任教于中国公学，担任英文教师期间，王云五曾以分期付款办法购得35册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每日以二三小时阅读，两三年时间通读一遍完成。

王云五曾创造了“十日读书近千册”的“克期读”纪录。1930年，他前往美国考察出版事业，他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用11天时间，一口气查阅了900多册有关管理的书籍期刊。

王氏是胡适的老师，而且为胡适所尊崇，前述胡适向章衣萍介绍的读书法——“克期读”是否得之于王云五，待后续进一步考稽。

革命家、古籍整理专家李一氓（公元1903-1990）曾经“克期读”《资本论》。1941年夏，李氏从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辗转到江苏盐城，无事可干，他就专心读书。他见同事有部由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便借来读。他自己排了个日程，《资本论》第一卷有八百多页，每天看十多页，争取两个月看完。他读得很仔细，克期读完后觉得很有收获。

 

八、“克期读”实践的当代校园样本

1970年代末，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公元1915-1989）曾经要求干部“克期读”：一天精读一万字，也就是日读10页书。由此可以推知胡氏在中央党校副校长的任上，开启了校园“克期读”，而且向国民教育的校园蔓延开去。

吕叔湘（公元1904-1998）回忆自己就读东南大学（公元1922-1925）时，心理学老师陆志韦先生推介的“克期读”：应该每天看20分钟的报，要在20分钟里头把这个报里头的全部内容都看进去。你不看报不行，要花很多时间也不行，你得在20分钟里把一天的主要新闻乃至重要广告都看到。吕氏不仅十分推崇“克期读”（1970年代末还记忆犹新），而且迁移到审视新时期中小学的阅读教学中去，进而提出“快和准的阅读”主张：“读得快，抓得准，要能用很少的时间把文章的主要内容抓住。”

不少商界精英人士也都不约而同地回忆起“克期读”的校园渊源。京东创始人刘强东（公元1973- ）曾说：“从上学开始到现在，我一直保持着阅读的习惯，现在我基本上每周至少会看一本书。”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公元1962- ）曾说：“我定的规矩是每天再忙，读书不能少于50页，这个规矩促使我不断地读书。”俞氏回忆自己的“克期读”来自于当年北大学生渴求知识、人均读完500本书的校园阅读氛围。

北京大学前校长王恩哥积极倡导“克期读”：甫一上任，便向北大学生提出10句话，有学生形容是新的校训，风靡一时。其中，关于“克期读”的一句是：“日行万步路，夜读十页书”。

 

笔者自2017年在上海商学院倡导本科生“一周一书”（“克期读”校园阅读实验）至今，不少同学对阅读产生了新认知，享受着阅读的乐趣，大批的同学都能自律做到“一周一书”，“一周两书”甚至“三书”者也不鲜见。由此，“一周一书”飞出校园，跨出本埠，受到全国语文界和阅读界的广泛关注和肯定，近年受邀在全国多个省市向语文教育工作者、阅读爱好者、大中小学生介绍“一周一书”，辐射到多所学校（如井冈山大学、内蒙古师大、上海奉贤中专、上海康城学校、山西太原外国语小学）。与此同时，《上海教育》杂志、《新阅读》杂志等7家媒体有近十篇相关的报道、专访或文章见报、见刊或见网。

“‘克期读’极简中国史”的成文，也正是自“一周一书”校园阅读实验伊始，笔者不弃从学理上阐释“一周一书”的初心，坚持多年爬梳剔抉的阶段性成果之一，祈请方家赐正。

 

参考文献:

1.张隆华、曾仲珊著，《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

2.曾祥芹、张维坤、黄果泉编著，《古代阅读论》，大象出版社1992；

3.《吕叔湘论语文教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

4.胡适等著，《怎样读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5.王云五著、王学哲编，《我怎样读书——王云五对青年谈求学与生活》，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